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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城市版图上,闽侯上街镇与仓山仅一江之隔,地铁2号线穿境而过,高校云集的大学城与繁华的永嘉天地商圈早已模糊了城乡边界。 然而,这个与主城区无缝链接的“卫星城”,却在长乐改区七年后仍困于“县”的行政框架中。 2017年长乐改区的成功,恰逢GJ行政区划调整的黄金窗口期。彼时全国年均减少14个县、新增20余个市辖区,福州抓住机遇完成滨海新城的战略布局。 然而2021年后,GJ政策风向突变,从“慎重撤县设区”升级为“严控撤县建市设区”,直指大城市无序扩张的痛点。这种转向背后,是学者担忧的“虚假城镇化”风险——部分城市通过简单改区扩大规模,却未真正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对于闽侯而言,这一政策收紧恰逢其改区呼声高涨期。2024年连江、闽侯民政部门明确表示,撤县设区需“严格依法依规、审慎稳妥”推进,而GWY审批权的高度集中更让程序变得漫长,ZY管控下,地方只能等待下一个政策窗口。 长乐改区后的建设投入巨大,滨海新城建设需要超千亿资金,双地铁(6号线、滨海快线)与机场二期等重大项目已占据福州财政主要投向。 若此时启动闽侯改区,按照福州新区标准,仅基础设施升级就需数百亿投入。在“强省会”战略下,有限的资源必须优先保障更具战略价值的沿海门户建设。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区域经济格局。虽然闽侯2024年GDP突破千亿,但相比福清近两千亿的经济体量仍显弱势。 而且闽侯内部产业布局分散——东南部的青口汽车城与西北部的大学城科创带相距40公里,这种“哑铃型”结构难以形成集约效应。 反观长乐,依托临空经济区与数字产业园的集群优势,更符合GJ“海洋经济”战略导向。 上街镇与仓山的地理融合,掩盖不了闽侯整体的地理割裂。县域2136平方公里中,60%为山地丘陵,北部的廷坪、大湖等乡镇与福州主城直线距离超50公里。 若全境改区,主城区将被迫承担偏远山区的公共服务投入;若“切割式改区”仅纳入上街、南屿等平原乡镇,又会触发县域经济“失血”的担忧。 这种“整吞难消化、分食遭反对”的困境,也导致了闽侯不同意拆分,福州难承全域整合之重。 地形因素同样制约连江改区进程。鼓山山脉将连江与马尾、晋安物理隔离,即便直线距离仅20公里,实际通勤效率远低于跨江发展的闽侯。这种地理屏障使得福州更倾向“东进南下”而非“北拓”,进一步削弱了闽侯改区的优先级。
在行政壁垒短期内难以突破的背景下,福州正探索替代方案: 功能区替代:高新区已实际承担科技创新核心区职能,大学城科学城规划更将上街定位为“福州市门户形象区”,通过经济功能融合弱化行政边界; 交通先行:地铁2号线、5号线延伸段持续加密跨江通道,2035年规划中的地铁9号线将直通青口,以基础设施一体化促进要素流动; 政策创新:借鉴成都“功能区+行政区”模式,在户籍、教育、医疗等领域试行同城化待遇,逐步实现“实质改区”。 2024年福建省《以县域为重点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支持中心城区扩容提级,推动强县发展成为拓展区”,这或许为闽侯提供了一条中间道路——在不触动行政区划的前提下,通过规划统筹、产业协作实现渐进融合。 闽侯改区之困,本质是中国城镇化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缩影。 当“严控撤县设区”遇上“强省会战略”,当地理融合挑战行政边界,福州的选择折射出新型城镇化的深层命题:城市的扩张不应是简单的版图拼接,而应是生产要素的有机重组。 对于日夜期盼改区的上街居民而言,或许不必执着于行政身份的即刻转变——当地铁穿梭如常、商圈灯火相连、公共服务无差别覆盖之时,“区”之实名,早已在生活场景中悄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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