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科技要主动面向经济 回国不久,卢嘉锡就想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物质结构研究室,面对当时国内的经济状况,这种想法可谓是一种奢求。1959年,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的设立,对他而言,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又可以静下心来搞科研了。1960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导下,他经过深思熟虑,敏锐地向中国科学院和福建省委提出将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筹建的“六所一室”整合为理化研究所(先后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华东物质结构研究所”“福建省7701研究所”,之后又回归“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他带领一批年轻的创业者,在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山上开山辟路,修筑房屋,靠着科研创新的冲劲和苦干实干的韧性,最终把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建成为我国第一个以结构化学为主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自20世纪60年代起,卢嘉锡不满足于晶体生长的研究始终跟在外国人后面,他希望从结构化学的角度去探讨晶体和分子结构、电子结构之间的关系,晶体化学性质与物理性能之间的关系。他曾提出固氮酶活性中心的结构模型,对我国原子簇化学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指导新技术晶体材料科学研究走独立自主创新道路,提出了“结构敏感功能”的创新思想,带领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以非线性光学等功能材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成功研制出BBO、LBO等被国际学术界誉为中国人按自己的科学思想创造出的最优秀“中国牌”的紫外倍频晶体。 党的十二大以后,党中央就科技在“四化”建设中的关键地位、战略作用以及全国科技工作发展方针和组织领导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这一新的科技发展方针。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为国家建设方针的重大转变而感到欢欣鼓舞,更是强烈期待着科技工作能有广阔舞台,伸开双手迎接经济战线对科技工作者提出的任务。他认为,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中心,必须既考虑到国家当前的需要,尽最大努力解决国家建设近中期迫切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又要考虑到国家长远的需要,安排好远期的科研规划和课题,各类研究工作要有纵深部署。他主张,科技要主动“面向”经济,而不是坐等经济的“依靠”,科技工作者要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来,根据经济建设对科学技术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要求,开展多类型、多方式、多途径的面向服务。 1982年,国务院设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用于资助全国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这是我国科研管理体制改革的一次重要尝试。卢嘉锡担任首届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研究拟定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试行条例》及实施办法等一系列规定。1986年,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运作成功的基础上,由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共同筹建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之一。他常提醒科技工作者:“同行之间要有竞争,但不能搞得同行是冤家,要讲道德,要讲联合。我们真正的竞争对手在国外,要争取在国际科学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哪天拿到世界科学团体冠军,那才是我们的最大荣誉。”他曾深情地说:“我这一辈子都是和科学研究工作打交道,为了努力开拓中国的科学事业,让中国科学院在改革开放中前进,尽了自己的一份心。”这是一位成熟战略科学家的发展眼光和远见卓识。 掖后:甘为人梯荐栋梁 科技事业是一项接力事业,只有薪火相传才能推动科技事业拾级而上。同样,结构化学的发展也需要越来越多的新鲜力量加入其中、共同努力。1950年,卢嘉锡在厦门大学率先创办了以结构化学为主的化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同时在国内首次招收以结构化学为主的物理化学研究生,1951年又直接招收了张乾二、卢宗兰两名结构化学研究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先行者之一。 卢嘉锡常常以“教书匠”自诩,以“教书匠”自豪,“一个老师若培养不出几个超过自己的学生,这个老师就没有尽到职责”。1946年,田昭武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后获得嘉庚奖学金,并得到了卢嘉锡的赏识,他为田昭武量身定制学习课程,还推荐他到厦门市立中学高中部兼任化学教师。1949年,由于他的极力推荐,田昭武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1953年,他指导田昭武讲授“物理化学”课程,后来还选派其代表厦门大学参加1954年教育部组织的“物质结构”课程师资培训,回校后首开“物质结构”课程。1954年,田昭武对于当时新兴的电化学动力学很感兴趣,卢嘉锡鼓励他向这一新的方向发展,田昭武最终成为国际知名电化学科学家、国内电化学界的领头人之一。1948年夏,朱沅从厦门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同年冬天卢嘉锡就推荐她出国深造,并在推荐信中对她赞许有加。后来,朱沅成为国际著名的蛋白质晶体学家。黄金陵就读厦门大学时因仰慕卢嘉锡的才华,选择物理化学专业,毕业论文由他指导,题目为《中草药提取物的晶体结构》。1955年毕业后黄金陵被选为研究助手,协助筹建X射线衍射实验室。1957年,卢嘉锡参加我国科技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厦门大学与莫斯科大学签订科技合作协议书,并促成了黄金陵到莫斯科大学留学。回国后,黄金陵继续担任他的研究助手,尤其是在过渡金属配合物与原子簇的结构化学以及材料化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 卢嘉锡始终站在世界化学发展前沿,认为我国青年要主动融入世界科技大家庭。他在创新主战场厚植人才“沃土”,善于选送有潜力的青年出国深造,认为这是我国培养优秀科研人才的快捷之道。回国不久,他就积极推荐青年教师出国深造,期望他们能够得到系统性训练,了解世界最新科学进展,养成科学研究技能,学成归来组建自己的科研团队。当时的厦门大学化学系百废待兴,而这些青年教师大多是他的左膀右臂,如果他们离开,必定增加其他教师特别是自己的教学负担。为了厦门大学化学系的长远发展,他还是尽全力把他们送出去学习。1947年至1948年,厦门大学化学系青年教师蔡启瑞、陈国珍、李法西前往英美留学。他们学成回国后,都成为化学系的骨干教师,分别在催化、分析化学、海洋化学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成绩。我国科技事业之所以不断发展、不断进步,就是因为有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甘为人梯、奖掖后学,卢嘉锡无疑是这些伟大科学家中的一员。 作为具有世界眼光的科学家,卢嘉锡为结构化学研究竭智尽力,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结构化学人才;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倡导“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继续重视基础研究”,引领科技前瞻布局,有力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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