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文天祥在南平的一段历史足迹

柳永

开府南剑文丞相   名垂青史信国公
         ——追寻文天祥在南平的一段历史足迹

  “状元、宰相、诗人、英烈”，集四项桂冠于一身，文天祥可谓三千年间无第二人。
    在中国，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诗句千古传诵；人们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和《指南录后序》，对他一生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气概无不肃然起敬。若说文天祥与南平还有一段渊源，许多人可能就不知其详了。1962年秋，郭沫若视察南平，留下两首脍炙人口的《咏南平》诗。其中第一首有“信国曾开府，黄巢此筑营”的诗句，这里的“信国”二字即指代文天祥。因为南宋祥兴元年（1278年）八月，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赵昺在广东涯山加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
    文天祥与南平的缘很短，前后不到三个月时间。但今天我们透过尘封的史迹，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位民族英雄开府聚兵的强劲足音。
                        南剑聚兵才俊云集
    宋朝时的南平称为南剑州，统领五县：剑浦（州治所在地，相当于今延平区）、将乐、尤溪、沙县、顺昌。其建制相当于明清时期的府。文天祥的南剑之行，始于当时的临时首都——福州行朝。
    １２７６年的南宋，已不是用“风雨飘摇、日薄西山”所能形容，简直就是苟延残喘、名存实亡。这年二月，文天祥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与元军统帅、元朝宰相伯颜“抗论皋亭山（在杭州东北、南宋时为临安重要关隘）”，因大义凛然不肯屈服，坚持元军先撤退再谈判的立场，结果激怒伯颜，被扣留羁押北上，途中乘虚脱逃，九死一生，于六月从永嘉（今温州）到达福州。此时南宋首都临安早已陷落，宋恭帝及全太后等被押往元大都燕京（今北京）。这年五月，益王、福建安抚使赵昰（度宗庶子）在福州称帝，改福州为福安府。行朝授文天祥右丞相，结果他与一向专横跋扈的左丞相陈宜中不合，七月初四，文天祥以同都督身份往南平开府聚兵。
    “占溪山之雄、当水陆之会”的南平，向来就有“键上游之锁钥、抗八闽之咽喉”的美誉。县志描述这里：“溯西溪而上之则杉关在焉，适赣之孔道也（通往江西的大道）；溯东溪而上之则仙霞在焉，入浙之要冲也。蜿蜒各数百十里汇于城下，是曰闽江，委婉剽疾，有建瓴之势，为闽北一都会。不幸而有事（军事纷争），尤为兵权谋家所必争。”文天祥以战略家的眼光，看到南剑州军事地位之重要，欲以重兵扼守，以阻止元军水陆并进攻陷福州。
    《宋史》在《本纪第四十七·瀛国公》里记载：“六月丙子，命文天祥为同都督……七月丁酉，进兵南剑州，欲取江西。”经查证，七月丁酉正是农历初四，所以文天祥在《纪年录》里有这样的叙述：“七月四日，发行都，十三日至南剑州聚兵。”从福州到南平走水路，逆流而上，费时九天。
    文天祥的幕府——军事指挥中心，据后人考证就设在今日建设中的南平影剧院的东侧，即原工人文化宫旧址附近。据说当时的都督府，受文天祥的威望、人气吸引和抗元斗争的需要，聚集了不少优秀人才。在文天祥以杜甫诗句进行再创作的一部诗集《集杜诗》中的《南剑州督》诗序里有这样记载：“乃出南剑开府，聚兵财为收复江西计。于时幕府选辟，皆一时名士。”
    那么，文天祥当时身边有哪些名士呢？从目前有限的资料来考证，大约有赵时赏、陈龙复、刘沐（一为刘洙）、吕武、林琦、谢翱、刘世复、朱沂、黄敬所（黄雍）、黄敬辰以及后来在江西兴国县起兵接引的何时等，多为慷慨悲歌之士。陈龙复与文天祥是同年进士，时任督府参军，他带了不少从泉州来的兵勇，给饷治兵，天祥多依靠他，后来死在五坡岭。赵时赏是咸淳元年的进士，在文天祥开府前已升任邵武知军。天祥开府南剑时，赵时赏被任命为参议军事、江西招讨副使。后来在收复江西宁都等县时独当一面，屡有建功。天祥兵败空坑时，赵时赏被元军追兵抓获，不屈而死。刘沐是文天祥的邻居，少年时的朋友，此时成了亲密战友，刘沐从江西带了不少人马来归附天祥，授太府寺簿，专门带领一支精锐部队守卫都督府，昼夜辛劳，孜孜不倦。空坑兵败时，他与二儿子同日被害。吕武是一个耿直的武夫，天祥出使元军伯颜帅府时，吕武以步卒身份应募，一直跟随左右。开府南剑后，吕武以武功得到提拔，任总辖，天祥出汀州、梅州，吕武一路“挺身忠难、化贼为兵”。后来带兵挺进江西时因与士大夫争执，被残害。林琦是福州人，１２７６年元兵入侵临安时，他集结忠义之士数千人捍卫海道。文天祥开府南剑时，林琦为重要幕僚，史书说他“外文采，内忠实，数涉患难，无怨怼辞。”后随文天祥在广东惠州被元军抓获，至南京时忧愤而死。何时是江西抚州乐安人，也是文天祥同年进士，很智慧，文天祥开府南剑时，他在兴国县起兵接应，为江西提刑，后在崇仁县聚兵时被元军击败，他削发为僧，在岭南改名换姓以卖卜为生。
    文天祥在南剑这段戎马倥偬的岁月中，还保持着诗人的本色，时常在都督府对岸九峰山上的天庆观和万福精舍聚会，与文士刘世复、朱沂、黄敬所和黄敬辰兄弟等在一起商议国政，吟诗唱和。值得一提的还有浦城籍的宋末元初著名诗人谢翱。谢翱字皋羽，号晞发子，世居浦城。其父谢钥移居福安，谢翱少年时即回归浦城。长期以来谢翱一直被误认为是霞浦人。文天祥开府南剑时，他率领乡兵数百人来归附，任督府的咨议参军。
    文天祥在南平一定留下不少诗歌，但我所能查证的只有三首。一首是题为《南剑州督第六十四》的五绝：“剑外春天远，江阁邻石面。幕府盛才贤，意气今谁见。”表现他对幕府多才俊之士的自豪，并对他们寄托驰驱效国的渴望之情。另一首《纸帐》的五言律诗大约也写于这时。闽北多产竹纸，宋朝时建阳是全国三大图书印刷出版中心之一，并且还生产美轮美奂的纸帐、纸衣甚至纸被等生活用品。朱熹在建阳时曾寄赠一床纸被给陆游，陆游做诗答谢，其中有“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腋软于绵”的句子。友人送了一件闽北出产的纸帐，让文天祥感到十分新奇。他写道：“纸帐白如雪，上有坐客影。一白不自由（不由自主），黑光（指人的影子）荡无定。人倦影已散，依然雪花莹。须臾秉烛眠，相忘心目静。”对纸帐赞美有加，诗中可以看出文天祥军旅生活宵衣旰食的一面。
    文天祥在南平所作诗中有一首《林附祖》故事饶有趣味，他在诗的序言中说，林附祖名元龙，是福州的一名秀才，１２７６年三月初四在无锡路途中被元军抓获，元军士兵一口咬定他就是文天祥。《宋史》说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元兵逮着林附祖，说他年龄、穿着、长相均与文天祥画像一模一样，如何跑得了？直到押解到镇江辨验真假时才被释放。他辗转投奔到南剑都督府向文天祥说了这一段往事，文天祥为此赋诗一首：“画影图形正捕风，书生薄命入罝（捕兽之网，意指被擒）中，胡儿一似冬烘眼，错认颜标作鲁公。”诗中用了一个典故：唐朝咸通年间，郑薰作主考官，把一个名叫颜标的寒士考生错认为是颜真卿（封鲁郡开国公）的后人，遂把颜标点为状元，当时就有人讥讽他“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
    文天祥留诗南剑州今天已成为南平的一种光荣。因为无论宋诗、宋词都以文天祥为“殿军”。如他的《金陵驿》、《扬子江》、《赴阙》、《过零丁洋》、《正气歌》以及词作《酹江月》和《满江红》等，多为大气磅礴之作，虽处宋亡之时，而无一丝萎靡之气，可以说是继屈原、辛弃疾、陆游等爱国主义诗人之后高唱入云的嗣响。这正应了清末诗人赵翼的一句名言：“江山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筑城拒敌感天动地
    当然，文天祥在南剑州留下的足迹绝不只是几首诗。影响最深的应当算是“文山墙遗址”（文天祥号文山），南平人又称之为“鬼城墙”。
    文山墙从南剑州北门约今明翠阁经龙山（今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内）直至环城路后山。外侧多利用自然山脊为天然工事，十分险要。城垣旧址全长约５０００多米，宽４．５米、高３米许，部分地段用石头垒砌而成，更多为夯土所筑。遗址后来经造林、开路，严重受毁，地面部分已不存在，地下墙基尚存。
    文天祥于１２７６年七月中旬到达南剑州后即着手筹建这一带城墙。因为元军南侵陆路必经城北的官道，因此筑城墙成为当务之急。按理说这么浩大的工程至少需要三、五个月才能完工，但据说文天祥仅用了几天几夜就把这１０里长墙筑成了。修筑工事，夜以继日，远近百姓闻风而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足见当时民众抗元热情之高涨。后来人们以为文丞相筑城墙惊天地泣鬼神，如有神助，遂把这段城墙称为“鬼城墙”。
    根据《宋史》、《续资治通鉴》和《南平县志》记载，早在文天祥到达南剑州之前，益王、广王刚入闽之时，福建漕使黄万石想把整个福建降元邀功，当时建州（即后来的建宁府）、汀州已在筹款响应黄万石，见益王在福州建立行朝，又树起抗元旗帜。南剑州守臣林起鳌遣军赶走黄万石，其手下将士多来降，一时抗元实力有所增强。但与其他将领打防御战有所不同的是，文天祥的任务还不在防守，而是采取进攻战略。一方面收复了邵武军，还在谋划收复江西；另一方面则派出一支部队镇守仙霞关，与元军周旋，侦察其南下的行踪。
    遗憾的是文天祥在闽北一次正面战未展开就被迫离开，从汀州转战漳州和广东梅县，进而挺进江西。他在《集杜诗·汀州》序里说：“予在剑，朝廷严趣（催促）之汀，十月行。”具体时间是十月初一移师汀州。从七月十三到十月初一，在南剑州大约只有７７天。
    结果建宁府、南剑州在十一至十二月间即相继陷落。端宗赵昰退往泉州，不久从海上避到广东潮州。
    文天祥后期在江西进行了许多艰苦卓绝的抗元军事行动，收复宁都、雩都，屯兵瑞金，一时形势大有转机。正当文天祥集结兵力于赣州时，后方兴国县遭突然袭击，他不得不退兵永丰，１２７７年８月，文天祥在方石岭及空坑战役中连遭败绩，连妻儿都在空坑被俘。最后在广东海丰遭元军突袭，正在五坡岭用饭的文天祥猝不及防，终被俘获。在后来被羁押的三年多时间里，文天祥顶住元朝无数次的威逼利诱，最终以４７岁的生命成全其“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名节。
    南平于明朝正德年间在城北龙山修建大忠祠，以祭祀文天祥。自明万历至清乾隆年间历经四次修葺，直至民国后期才被毁。明清时期南平不少地方官和文士写诗作赋纪念、颂扬文天祥，我觉得还是张秉诚的《大忠祠》一首为佳，诗云：“开府犹图挽落晖，那知时与志相违。全家殉义间关日，一死成仁慷慨归。正气不随山色改，忠魂长逐剑光飞。五坡袭执人何在？信国高名久愈辉。”对文天祥一生的光辉历程和重大影响作了很好的概括。

盛衰兴替势所必然
    南宋的最后四年尽管有被称为“宋亡三杰”的文天祥、张士杰、陆秀夫忠心耿耿，但一点也无法改变覆亡的命运。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铁蹄纵横万里，曾建立起历史上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以宋末朝廷之昏庸孱弱与蒙古之强悍对垒，纵然有一百个文天祥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何况文天祥始终也没能跻身南宋朝廷的政治中枢。
纵观文天祥的一生，可以说是大幸与大不幸的交织，特定的历史时期造就了他英雄末路的悲壮人生。
    说他大幸，是因为生长在偃武重文的南宋王朝，良好的家庭背景，父亲严格的教诲和乃师欧阳守道的情操砥砺，使他２０岁时即在殿试中夺魁，以一篇切中技经肯綮的策论被宋理宗亲点为状元。主考官王应麟向理宗说：“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本来一生锦绣前程已经铺就，但文天祥的仕途却极不顺利。耿介直言的秉性使他连续得罪奸臣董宋臣和权相贾似道等人，在１２５９－１２６４年的５年时间里，两次罢官里居，其后十年，外放之日远多于在朝之时。岁月蹉跎，是１２７５年的起兵勤王，才把文天祥推向抗元斗争的前列，一步一趋走上不归路。
    胡适曾戏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史家并没有把文天祥塑造成一个完人。我们从宋史里看到这样的文字：“天祥性奢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可见他前期仕宦生活中还是耽溺于声色的，尽管在少年时谒先贤祠对欧阳修、胡铨等欣然慕之，曾发誓“将来不像他们那样受人顶礼膜拜就不是男子汉大丈夫！”但一旦被歌舞宴乐的生活所腐蚀，也与凡夫俗子并无二致。是元朝渡江的铁蹄金戈击碎了宋末士大夫锦衣玉食的繁华梦，这才振作起来。文天祥至此“痛自贬损，尽以家赀（资产）为军费”，募兵万余起兵勤王。但直到十个月后才允许他入卫临安。他每欲有所作为，便为人所掣肘，或忌其声名，或惧其分权，始终被排挤在朝廷之外。及至授右丞相兼枢密使，“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那也不过是个摆设，是为入元军帅府求和的一时需要而已。此时，京师内外，早已是每战非降即遁。所谓“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死”，在世纪末早已成了朝廷的痴心妄想。以至有一次在慈元殿宣诏，满朝文班只有六人，真到了天可怜见的地步。
    这并不奇怪，哪个封建王朝不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无非一个“势”字而已。此时元朝取代宋朝是任何力量都挡不住的。南宋江山呼啦啦如大厦倾，而其梁柱腐朽、墙基颓圯早在１５０多年前就已露出端倪，能拖延这么久已是奇迹。这一年多来，我在翻检历史书页时惊奇地发现：从唐朝到宋、明、清四个封建王朝，盛衰更替几乎如出一辙：从王朝建立到鼎盛，大约经过１５０年左右的经营积累，然后遇到看似偶然却是必然的一些变故，元气大伤，一路走低，渐入黄昏，又经过１５０年左右的苟且延续，最后走入穷途末路，被另一王朝所取代。其兴亡轨迹呈现一种山峰形状，或者可称为倒“Ｖ”字形。
    如唐朝，公认为中华民族最强盛的朝代，从６１８年开国、贞观之治、至开元盛世，延至天宝末年（７５５年前后）到达顶峰。李隆基宠信杨贵妃，骄奢淫逸、朝政荒废，７５５年藩将安禄山起兵，攻进洛阳。安史之乱造成国力空虚，朝廷渐失凝聚力，延续１４０多年覆亡。赵宋王朝建国于９６０年，经英宗、神宗等苦心经营，经济有较大发展，到徽宗达到顶峰，结果政治进入最腐朽阶段，蔡京劝徽宗尽情享乐，于是大建园林宫观，收集花石纲，声色犬马无所不好，宣和年间（１１１９年）爆发宋江、方腊起义，后又贸然攻辽，大败而返，结果金兵乘虚南侵。又经１５０多年的偏安，至１２７８年寿终正寝。明朝１３６８年建朝，前半期官场严厉整饬，黎民休养生息，尚有可观。到武宗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年）之前达到巅峰，武宗建豹房，纵情声色，亲近小人，宦官刘瑾专权，残害忠良，弄得上下乌烟瘴气，鸡犬不宁，随后宁王反叛，国力渐衰。到１６４４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桢帝煤山自缢，南明苟延残喘，又是１４０年左右。清朝１６１６年建国，经康、雍两朝培植梳理，遂成大治，乾隆朝达到顶盛。乾隆好大喜功，极尽奢侈，大兴土木，又闭关自守，宠信奸臣，又值边疆叛乱，从乾隆中期（１７６３年前后）起即盛极而衰，以后一代不如一代，祸国殃民无以复加，至１９１２年被彻底推翻。各朝从盛到衰何以历经如此漫长时日呢？主要还在于百姓的苟且福坛惯使然，不到被迫离开土地、生存危机到达极限，一般不会揭竿而起。何况历代统治者还偶有怀柔、反思和改良，以至时有中兴迹象。只有溃滥到极度，内因往往借助外因起作用，使黑暗统治不得不改弦更张，唐宋元明清莫不如此。
    而宋朝积弱，文天祥在１２７５年一次上疏中说得很剀切：“宋惩五季（五代）之乱，削藩镇，建郡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即藩镇割据坐大导致反叛朝廷），然国亦浸弱。故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他在奏疏中建议把天下分为四镇，建四大军区，联结互补，协约抗敌，拒敌方于力量分散和疲于奔命之中。结果却被当作文人的迂阔之论，“书奏不报”。不能及早进忠效力，甚至有力用不上，这也是文天祥不幸的一面。
                      民族英雄激扬千秋
    立德、立功、立言——古人所谓“三不朽”者，文天祥基本都做到了。７００多年来，人们对文天祥的平生事迹几乎认为是纯白无瑕，很少有人非议（只有清初学者王夫之对他皋亭山使元脱逃一事略有微词）。文天祥的气节和精神激励了多少代中华儿女，越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就越显示出这种精神的可贵。然而到了这两年，竟有人提出岳飞、文天祥不是民族英雄，理由是：契丹族、蒙古族和满族等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与汉族是一家人，他们之间是“兄弟阋于墙”、“家里打架”。如果这是社会小混混信口雌黄，“无知者无畏”也就罢了，却有不少“有识之士”混迹其间，甚至还有少数专家学者也在“大声疾呼”，这就不得不引起警惕了。经过一些媒体的推波助澜，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大有混淆视听之嫌。可见一些人已到了起码的是非观、荣辱观都没有了，在大是大非面前连原则都不讲了。
    对待历史问题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即站在当时的角度、设身处地地看问题；而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强人所难或任意涂抹历史。“站着说话不腰疼”，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荆轲刺秦始皇向来被当着反抗专制统治的大无畏的侠客，能否以今天的眼光说荆轲是恐怖分子？在赤壁之战中，诸葛亮是“三国鼎立”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今天能说他是民族分裂主义的DB人物吗？如果说岳飞、文天祥不是民族英雄，那一切历史都得改写，秦桧就不再是历史罪人，甚至会被标榜为民族大团结的使者和先驱了！
    再说，蒙古人灭宋、清兵入关灭明是一种单纯的朝代更迭吗？举例来说，从五代到北宋末年，契丹人多次进犯安阳，有一次留下十万具尸骸。后来侵掠开封一带，向宋朝伸手索要钱帛，前后二十六天，从官府到百姓家中金银、布帛几乎洗劫一空。元朝入侵中原对一些地方更是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民族灾难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消弭。请问这是“兄弟阋于墙”、是“窝里斗”吗？当时民族压迫已上升为国内最主要矛盾，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反抗侵略已成为一种正义的斗争。我们今天并不是站在汉民族的立场来看问题，唐朝、明朝ZF都侵掠压迫过边疆少数民族，弄得民不聊生，当时的少数民族遭遇值得同情，压迫者应当受到谴责。我们回顾这些历史，不是纠缠陈年老账，而是要进行深刻反思，搞好民族团结，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国难当头、黎民生灵涂炭之时，文天祥起兵勤王，不惮“驱群羊而搏猛虎”，渴望的是能起表率作用，使天下忠义之士闻风而起共保社稷。被拘之后，伯颜问他：“明知不可为，为何为之？”文天祥打比喻说：“父母有疾，虽不可为，无不下药之理，求尽吾心。万不可救，则天命也。”这是多么真切感人的语言！元朝高层人物劝他“能以事宋之心事元，将不失为宰相。”诱惑不可谓不大，文天祥为此动过心吗？被囚斗室，暑蒸寒逼，腥臊难耐，文天祥退缩过吗？正如《宋史》所述：“如虎兕在押，百计驯之，终不可得，观其从容优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这就是文天祥！这种精神，直至今日还焕发出耀人的光芒，照彻千古。
    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文天祥的精神都在激励人心。据宋史记载，南宋末年有一名叫王清惠的皇宫女官（昭仪），颇知书，被尊称为王夫人，宋理宗讲筵时，每问经史疑义及古人姓名，贾似道不能对，老臣江万里常从旁替他回答，理宗把这事当笑话说与王清惠听，弄得贾似道很狼狈。就是这个王夫人，在德祐二年三月，随宋恭帝、全太后等被押往大都燕京。她在驿站墙壁题下一首《满江红》，最后一句是：“若嫦娥于我肯相容，从圆缺。”整首词写得很美，此词一出，中原传诵。文天祥读到这首词后，认为末句“少商量”（即欠考虑，立场观点有问题），于是以王夫人口气代作一首，最后一句是：“算妾身不愿似天家（赵宋王朝），金瓯缺”。据说王夫人抵大都后恳请出家为尼，竟以洁身自好终其身。
    文天祥正是以他的铮铮铁骨及其人格力量，赢得了忽必烈、伯颜、张弘范等人的敬重。那么他们对投降的宋人是不是很欣赏呢？同样极为看不起。《元诗纪事》引一篇杨载写的赵孟頫行状：一天忽必烈问赵孟頫“留梦炎为人何如？”赵不敢言，元世祖替他说：“梦炎在宋，状元及弟、位至丞相；贾似道怀谗误国，欺下瞒上，梦炎只知奉承无一言警醒他的皇上。你因梦炎是你父亲的朋友，不敢贬斥他的过错，现在为我赋诗一首讽刺他吧！”于是赵赋诗一首：“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何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赵自己也是失节的投降派，哪有什么底气去讥刺留梦炎呢？但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留梦炎的媚骨屈膝就连他所卖身求荣的主子都为之齿冷。洪承畴作为降清大将，镇抚江南，经略西南，几尽双目失明，对新朝不可谓不尽忠吧？他得到的封赏竟是“三等轻车都尉”——九等二十六级世爵中的第二十三级。最后侘傺以终也就不言而喻了。
    总之，事关民族感情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三思而后行，这是个高压线，谁敢“火中取栗”，就难免要遭唾骂，这一点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